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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研究和文化研究：

共生趋向

以下内容选自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文化研究指南》第11章“媒介研究和文化研究：共生趋向”

该章由约翰·恩古耶·厄尼撰写，潘纯琳、王晓路翻译

媒介研究中意识形态批判的首要性

我在上面已经强调过：从历史度来看，对文化研究而言，重组媒介研究的关键在于葛兰西的途径，以使其对历史状况和社会权力机制做出反应。注意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意识形态和霸权理论没有被用于文化和传播理论，相反，它们为建构一种更广泛传媒效果的历史化连接提供了必要的脚手架。为此目的，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研究给我们展示了一种关键性的、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媒介研究，该研究对意识形态批判首要性做出了示例。这对于大体上重新检视霍尔等人的《监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是有教育意义的。

1972年，一起抢劫案一一被归为行凶抢劫一一在英国汉兹沃斯审理。这一犯罪激起了来自媒体、司法系统和公众的巨大反应。尽管至少是自1860年代以来，这类犯罪就在伦敦街头司空见惯，新闻界和警方还是将其描绘为“一起令人毛骨悚然的新倾向犯罪”。在短时间内，公众对这一“新型”犯罪争论不休，它重新更新了对于“英国生活方式”道德结构的恐慌，对英国法律和秩序的明显弱化甚或崩溃议论纷纷。到1976年，这种争论看起来集中到一个单一的实际“源头”：市中心贫民区的黑人青年。到那时，行凶抢劫和黑人在公众想象中成了同义词。

围绕汉兹沃斯案而产生的恐惧变得越发巨大，越发具有威胁性；在这种害怕驱使下的社会控制变得越发严格，越发“正当”。以一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对这种犯罪“新奇性”的建构，《监控危机》的作者们指出，汉兹沃斯案的分析发掘了抗议力量的整个领域，从场景外部和背后形成了事件，与一定政府设置控制权力的霸权斗争相关，不是关于犯罪本身，而是关于被认为明白无误地与犯罪相关的社会群体：黑人青年。

《监控危机》

《监控危机》使意识形态批判从一种交互作用模式转向一种结构和历史模式，“行凶抢劫”不是被当作在公共传播圈中消费的一个事实，而是被当作一种“累积其间的社会力量和冲突……它们在其间发生的更广大历史背景”的联系。他们认为，这一历史事件确切说来就是“以其出现的特殊方式生产‘行凶抢劫’的批判力量”。因此，汉兹沃斯案展示了媒体操作的结果。由此，通过一个案例，我们就能发现整个新闻进程的形成及其与霸权的关系。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理论一一结合理论（theory of articulation）一一提供了一种有效方式以检视新闻界和法律机构在试图通过对犯罪和黑人青年的（高度紧张的）控制来维持社会稳定和团结时的明显共谋。因此，《监控危机》揭示了一个反对黑人的对话、态度和实践的受抑制领域，所有这些都早于汉兹沃斯案和随后结构这一事件被阐释的方式，以及如何才是“合适的”反应、控制和监控。

《监控危机》中所用方法和理论意义深远。这一重要转向已经详尽考察了在它们作为复杂信息网络散漫关系中的中立事件，在公众想象（“常识”）中获得声望，并坚持改变社会监控和现实的可能性。例如，1988年这起可怕的、忠实于现实生活的、写实的谋杀故事一一“预备生谋杀案”一一成为一个重要的媒体事件，并被查尔斯·阿克兰在其《青年、谋杀、公共展示》（Youth, Murder, Spectacle）中进行研究，因为其意识形态内容与种族化了的青年和监控工作有关。厄尼在《不稳定阵线》（Unstable Frontiers）中，打开了围绕着一种艾滋病药物（AZT）的“发明”的媒体对话，并解释了其意识形态意义如何在一定传媒权威和对越轨事件的管理中返老还童。这些例子展示了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在理解新闻时的影响。显然，与文化研究许多敌手们的观点恰好相反，在这些例子中找到的意识形态批判并不仅仅限于文本问题。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途径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而过分看重源自霍尔的“偏向解读”观念，这决不意味着仅限于文本的解读。过去这些年来，正如媒介研究转向意识形态模式一样，我们也从“偏向解读”研究转向霍尔传媒效果模式的其他（自发）元素，即对文本和语境的否定性和对抗性解读。因此，媒介研究中受众接受研究的持续发展以及针对这些研究的理论修正都试图对其概念化并追溯在传媒消费环境中发现的关联受众。

与围绕着大众文化研究的合法性政治不同，以文化研究名义来实施的传媒受众研究已经看到了自己分享着来自人种志传统的知识裁决者的非议。而其中的一些反对意见未能把传媒消费环境看作一种不同的社会形式，它有着自身的解释共同体组织、互文的开放性、小道传闻和其他日常生活实践的向心性。重新思考媒介研究田野调查之“田野”的努力已经导致了重新思考人种志及其方法的努力。在一个传媒消费处于超信息环境中的时代，正如文化研究正面临发明研究媒体使用者（可能是人类学、社会学或政治经济学）的新研究模式的任务一样，看起来召唤一种向更“安全的学科基础”及其“已经建立的方法论程序”的回归是会产生不良后果的。

媒介研究的边界：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

传媒批判源自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其分化源自政治斗争的一种共有感。与此同时，两种调查方式的划分有时是错误的。然而，一方面，媒体的工业实践和结构的复杂分析通常包括：阐释进程和一种充分理解，其内容涉及资本（这里的“资本”意指“福特主义”或“后福特主义”的“资本”）如何重构媒介实践中的社会、经济和话语关系，另一方面，作为“文化对话”的媒介研究，包括流通和消费时段，通常始自对周边物质条件的充分调查（若不是“建构”），这种对话及其意识形态背景的联系，包括历史、政治和经济状况。显而易见的是，传播和传媒是包括文化、政治、经济维度的复杂体系。

然而，它们之间存在着实质性差异。但它们不能被简单化为如下的“二元化区分”，如具体与抽象、平实与深奥、研究与理论、客观与主观等等。

在媒介研究领域中，文化研究的内部整合看起来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针对“经济决定论”）的重要调整。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的重新解读到不同尝试看来，这种调整是在充满“阶级关注”的框架和时代中进行的。在传媒文化中，意识形态和语言的作用被媒介研究中的“经济决定论”所忽略。需要调整的中心是思考传媒消费的整个方式。

首先，文化研究假定：文化消费被视为一种由商品化进程主导的文化产业，这导致一种政治计划的破产，特别是对左翼政治计划而言。文化研究主张：社会不能被消融于经济之中。从这一角度看来，对“无保证的”大众文化政治批判研究转向一种意识形态方向。它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政治经济学途径的主要盲点上。当人们消费“传媒”时，资本主义传媒被整合于社会生活中，但是是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而非“制造”的意义上。文化研究暗示，除非这种理论化进程被严肃对待，否则传播与媒介研究将沦入政治确定性的误区，而看来商品逻辑将完全限制我们与媒体关系的所有方面。

其次，文化研究假定媒介研究需要对传媒研究工作者和传媒消费者超越其阶级倾向性持更为开放的观点。即使是在一个拉克劳和墨菲1985年称为“社会过剩”的时代，政治经济学也未能把这些社会差异理论化。例如，长期以来，对电影工业的政治经济分析仅仅集中于扩张的劳动剥削和日常实践的经济结构，而未能认识到工业的这些维度对女性和文化少数团体的不同影响。即便是在格拉斯·戈梅里对美国电影院历史的复杂研究中，美国黑人电影院和其他种族的电影院也被分别看作“选择性操作”，工业的电影运作实践和商业被置于这一假定之下来进行考察：在集中的资本与分散的电影院观众之间存在着直接关联。换言之，资本的运动和利润毫无疑问地解释了传媒消费中分离的社会现实。广义说来，政治经济学方式可以解释一种历史中的传媒事业现象。文化研究主张，历史中的“社会”是由远远超过“经济”的力量所组成。即便是劳动问题，作为政治经济学调查的主要调查点，也是社会问题。即便是在不断整合的劳动剥削中，撤销管制规定后的传媒工业要求推进一种全面的社会和文化对话，这一对话暴露了“自动化”、“局部控制”、泰勒主义的“效率”、“全球缩减开支”等意识形态问题。

近年来，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分化已经被深化。我将在此进一步考察这一战役。我赞成政治经济学传统中的一个资深学者文森特·莫斯考的观点。他以一种非常流利和含蓄的话语概括了这两方面的关系。这里需要进行一段长长的引用：

文化研究提醒政治经济学，其工作（传播分析）主旨植根于普通人试图使其生命具有意义的需要、目标、冲突、失败和成功；即便是当他们面临一个并非完全由他们自己制造的制度和象征的世界。事实上，这一世界显示出一种在其控制之外的敌对力量。文化研究也对批判著作的扩展具有贡献，这些超越了阶级分析的著作包括：女权主义和那些新的社会运动所激发的研究。例如，和平与环境主义。这些著作提醒政治经济学，尽管社会阶级是一个中心的分界线，或者从这一采用的视角看来，一个起点与多元重叠的等级制度建构了这一结构进程。此外，尽管其极端公式化的表述把当代生活的政治颂扬为对构建抵抗政治的特定身份的追求，文化研究已经认识到社会机构多方面形式所供给的潜在能量，每一个都带来其对政治实践至关重要的主观和意识，这在政治经济分析中很少受到关注。